韦德体育,韦德体育官方网站,韦德体育APP下载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第1大队大队长、第5支队支队长，率部在渭北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被当地群众誉为救苦救难的“神军”。同年6月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8月因对“左”倾冒险主义及其给部队和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陕西省委错误地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被撤销总指挥职务。12月在组建红26军时，与谢子长、刘志丹等被指责为“上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而遭排挤。

　　1955年，新中国为55名在民族解放与独立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功勋的高级指挥员授予了上将军衔，史称“开国上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这五十多名开国将军大都受到了冲击。其中，有的人，为了自保，晚节不保，上了的贼船，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有的人，受了左倾思潮的影响，沦为打手，对自己治下无辜而又善良的人民群众惨下毒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但有一个人，不顾个人安危，对、“”奋起抗争，最后服毒自杀以死抗争。这个人，就是与刘志丹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建国后先后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的开国上将阎红彦。

　　1942年夏，阎红彦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延安整风已经开始。有人揭露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伪造履历，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一天，高岗找到阎红彦，要阎红彦向组织作证，自己在陕甘游击队刚组建时，就是游击队队委；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走的。作证的交换条件，是让阎红彦担任师长。但阎红彦不为所动，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当面向高指出：当年高岗只是陕甘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根本不是陕甘游击队队委。而且，在临镇战斗中，高岗临阵脱逃，当了逃兵，当时队委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其进行通缉。后来，高岗自动回来了，队里就给了他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让他下去当了战士。为此，二人大吵一架。之后，高岗就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面前说阎红彦的坏线年党的七大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阎红彦根据多年来对高岗的了解观察，向、任弼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还被误解和批评。其后，阎红彦受到了组织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1959年8月，阎红彦走马上任，去云南做了省委书记，成了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当时，神州大地正在大搞三面红旗，云南和其他省份一样，官僚主义、浮夸风盛行，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和粮食不够吃，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而阎红彦能接触到的报纸上，只是一味地宣传我们的形势大好。阎红彦老家的亲戚给他写信，说那儿饿死了很多人。阎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人敢向他说实话。阎红彦就带着自己的秘书李原一起下去微服私访。阎红彦一行走过了云南很多县份。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每个村子都是浮肿病蔓延，路边有很多饿死倒毙的农民，成群结队的边民不得不外出要饭。阎红彦流泪了，对李原说：“和平年代饿死这么多人，一定是我们的政策出问题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开始了。当年10月，阎红彦被、陈伯达召集到北京参加揭发批判的会议。会上，谢富治揭发“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纵队司令员的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赵增益：“你听说过这件事没？”赵回答说：“没有。”阎红彦反驳弄得、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气急败坏无话可说，此次揭发的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至此，阎红彦被中央文革视为“走资派”，在之后的运动中饱受摧残。

　　1940年春，一支由中国延安女子大学生组成的30余人的妇女工作团从延安来到延长县。工作团的团长就是刚刚20岁的王腾波。延长县驻有八路军警备第一旅，旅政委为阎红彦。妇女工作团抵达延长县的第三天，警备一旅安排了一次会餐，把工作团的人都请去了，目的是让部队领导与地方工作队的见面，建立联系。吃饭的时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阎政委十分活跃，轮着向各桌的妇女干部敬酒。王腾波本来滴酒不沾，可是还没有张嘴就被阎政委将得没了退路：“你这个团长不喝，怎样带动下面的?勇敢一点，别让大伙儿笑话!”王腾波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干了一杯。几个女同学在下面悄悄议论：瞧这个阎政委蛮有意思的，既热情又风趣。

　　这以后，工作团和警备一旅之间相处得比较熟悉了，渐渐地，王腾波从别人那儿得知了阎红彦的不少情况。阎红彦是陕西子长县人，1927年与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领导清涧暴动，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阎红彦还赴苏联学习过，1934年回国，担任过红三十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警备一旅政委。而且，王腾波还了解到阎红彦离过婚，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由老乡照顾。相处的日子长了，慢慢地，王腾波察觉到阎红彦每次看自己的目光都有些与众不同，似乎蕴含着某种说不出的情感。

　　王腾波是怀着抗日救亡的决心奔赴延安的，她和许多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男女一样，曾树立了这样的信念：抗战不胜利，绝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事情冲击着她的信念，她所面临的“攻势”越来越多：有的领导主动给她介绍对象，有的男子频频给她写信、递条子，甚至还有职位显赫的干部当面求婚。对于这些“攻势”，王腾波倒是招架有术，一句“我有恋人在前方”就把这些人都挡了回去。可是，面对阎红彦约会的请求，王腾波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为什么会这样?她也说不清楚。王腾波材料也写不下去了，手里攥着阎红彦写的那张纸条在屋里转来转去拿不定主意。眼见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彷徨不安的她连晚饭都没吃，却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前去赴约。一次约会就这样无果而终。

　　王腾波本来还很担心没有前去赴约，以后不好和阎红彦相见。可是没想到阎红彦却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见了面依然笑呵呵地说这说那，有时候还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这下王腾波放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了。王腾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关注起了阎红彦，她甚至觉得这个男人还是挺可爱的。在他热情洋溢的脸上，你丝毫看不出饱经风霜的痕迹。虽然他只有32岁，但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又在苏联留过学，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豪爽热情，干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果断干练；在球场上参加体育活动时，又显得格外活泼。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王腾波。

　　1931年，党组织安排阎红彦来到北平，指定他与尤祥斋扮夫妻，便于掩护身份和开展工作。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于是，他们顺其自然地结合了。1932年，阎红彦去了苏联。尤祥斋被捕入狱，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后出狱。阎红彦回国后在延安与她重逢。然而，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二人性格上的不合显露出来，最后双方协议离婚。阎红彦还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柜中缘”。在山西做地下工作期间，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他躲进一家农院，遇上了一个叫刘秀英的姑娘。阎红彦在姑娘家的大木柜里躲了两天，得到了刘秀英的细心照料。当他再三感谢准备离开时，刘秀英的爹却不让了，说阎红彦住在他家破坏了女儿的声誉，一定要阎红彦娶了她女儿，否则就赔300个大洋。阎红彦哪有那么多钱?没办法，阎红彦只好把刘秀英带回老家。后来直到1937年，刘秀英才嫁给别人。

　　王腾波开始以审视的目光观察阎红彦了。可是她越观察就越感觉阎红彦离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越来越近了。这位看似粗犷的男子汉也有一颗温柔心。每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要留一点给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吃。每当休息日把儿子接回来时，他总会静静地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儿子吃喝玩闹，满脸的慈爱之情。而他对王腾波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如果天气突然变冷，阎红彦会派警卫员给她送去大衣。要是王腾波到了乡下，阎红彦也会千方百计地托地方上的通讯员给她转送报纸、材料，有时候还会夹上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阎红彦用自己的行动慢慢改变着王腾波的想法。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 ’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线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12日，云南省委和省军区几个负责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